创新与重复劳动的价值判断

《光明日报·历史周刊》第30期刊载了杨际平《创新与重复劳动的界线》一文，所论问题是一个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。但学术创新的价值判断却并非十分简单的事情，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讨论。

首先是学术创新的体现问题。笔者认为，学术创新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；二是对前人提出而未能深入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；三是依据新资料或新方法对前人已有的研究重新作出解释，近年来的史学论文、著作在开场白中介绍已有研究状况，正是有利于读者按上述原则对该论著作出价值判断的，也正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所必要的。诚然，某些学术论点的提出并不一定都通过专著或专文的形式。一部著作可以围绕一个论点展开，也可以涉及多个论点。有些论点可能得到充分论证，有些则可能只是学术假设。从学术发展史的历程来看，诸多饱学之士知识面很广，对相关问题也会产生一些天才的假设，其启发性意义是不能忽视的。然而，这些天才的假设是否正确，还必须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加以验证。艰苦的学术论证工作所具有的学术创新性也是不能抹煞的。

以王善军著《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》为例，其中关于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所占比例问题，王著钩稽史料，作出详表，加以具体的量化分析，得出了仅为万分之几的结论，应是极具说服力的，这正是王著的学术贡献之一。杨文认为，70年前吕思勉已“言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数中仅占极小比例”。其实，吕先生是针对赵翼的历代正史所载义门的统计，评论说赵氏的统计虽若甚多，实则九牛之一毛耳这样一句话。赵翼统计的义门与同居共财大家庭并非同一概念。况且，对包括义门在内的同居共财大家庭的比例问题，迄今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。王善军先生即曾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看法（见《历史研究》1999年第5期），并在其专著中利用大量统计资料作出推算，其学术上的创造性劳动是显而易见的。

其次是重复劳动的判断问题。近年大量涌现的各类著作中，既有学术新作，又有重复劳动之作，更不乏穿窬之作。因而，一部著作的价值判断并不那么简单，必须对作品认真研读，再作出判断。按杨先生的观点，通史类著作已涉及的问题，再去进行断代的或专题的深入研究就算重复劳动。那么，一部贯通的《中国史稿》出版后，中国历史也就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。而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篇论著进行探讨岂不更是重复劳动。